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

　　据报道，日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受邀在“2013浦江创新论坛”上作了题为《创新驱动：市场机制与企业家精神》的演讲，引起了广泛反响，多家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其中，个别媒体在报道中摘录部分演讲内容作为标题，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演讲者的核心观点。为进一步阐释演讲中提及的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等重要问题，本报对林左鸣董事长进行了专访。

　　公有制企业不等同于政府，非公有制企业也不等同于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企业就等同于政府，私有制企业就等同于市场，因此热衷于在国企、民企的进退问题上做文章，甚至将国企与民企对立起来，认为要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弘扬企业家精神，就要让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林左鸣：公有制企业不等同于政府，非公有制企业也不等同于市场，目前社会上有这样的观点，好像只要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完全私有化了，就是市场经济；要健全完善市场机制，弘扬企业家精神就应该让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竞争，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有些人陷入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误区的结果。

　　毫无疑问，持有这样的观点是背离国情的，无视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在国家进一步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重要作用；同时也不符合我国宪法关于“两个不动摇”的规定，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那么，这个错误观点的根源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把公有制等同于政府，其背后隐藏着一个逻辑，即政府通过直接干预经济，实现国有企业垄断，从而使资源不能优化配置。这其实是对国有企业运行本质的一个重大误解。实际上，为了更好更快发展，国有企业更希望能完善市场机制。

　　当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除了一些行业准入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以外，在企业微观经营层面已经没有什么“紧箍咒”，完全可以按照市场的要求，按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独立进行经营管理。相较而言，国有企业这些问题解决得还不是很好，还不能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运行，并且近些年来存在着越来越被捆住手脚的危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在今天比民营企业更加呼唤市场机制的改革完善。



　　事实上，那种把公有制企业和政府画等号，把非公有制企业和市场画等号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不但在中国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错误的。在欧洲就有很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更是如此，比如空中客车、英国石油、法国赛峰、法国达索等企业，政府都持有较大比例股份。即便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也都被美国的主权基金控制，成为“准国有企业”。

　　以美国现代军工企业为例，美国政府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通过调整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军工企业发展，困难时扶持，“偏轨”时刹车。典型的就是1993年被西方世界军工行业称之为“最后的晚餐”之后的整合，在政府主导下，美国主要军工供应商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多个，整合成到2002年只有5个高度集中的跨军种、跨平台的主承包商，即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门、雷神和通用动力。

　　特别是发展到现在，各类军工企业的大股东由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等国家色彩明显的主权基金控股后，实际上也已经是一种“准国有企业”。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要实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与市场之间必须实行“分享制”。

　　记者：在您的演讲中提到，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集权体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较早就实现所有资源要素都由市场来配置。在您看来，新时期我国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林左鸣：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集权型政府后，2000多年来的历史基本都实行中央集权式的管理，这是事实。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不能认为过去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使得现代形式的创新不容易产生，就否定它的历史作用。历史上，这种国家治理方式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万里长城、南北大运河等划时代的巨大工程，都是在这种体制下干成的。

　　反过来，如果不实行中央集权，反而会导致内部的混乱、内战，直至国家土崩瓦解、四分五裂，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尽管清朝灭亡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清末推行的宪政改革，放弃集权统治，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消亡的过程，也说明这样的改革是不成功的。

　　应该说，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实行集权式的管理功不可没，能在以物质财富为主的时代，实现政府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进入广义虚拟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财富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的，而不仅是物质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难以对非物化的财富有效配置，当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时，就使得社会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从而带来了新的矛盾。

　　即市场要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但由于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过大、内容过多，使得包括越来越多非物质财富在内的全要素市场难以形成，如金融业中的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等。因此，对于物化的财富，政府容易配置，也容易计划，但非物化的财富则要更多地依靠市场自己的自组织机制来调节。

　　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较早就实现了所有资源要素都由市场来配置的问题，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形式的历史来理解。西方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分赃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他们像海盗一样向海外扩张，大力拓展殖民地，大肆掠夺全球财富，甚至通过种族屠杀来掠夺财富，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就是典型代表，其东印度公司就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掠夺的工具。它把印度产的鸦片强行卖到中国，换取丝绸、茶叶、瓷器等等，在此过程中，政府只需坐而“分赃”。

　　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年代，中国深受其害，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对处在农耕文明时代下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分配制”，因为当时财富主要是物质的，而当时中国又不鼓励搞殖民地掠夺，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就是要把好东西送给别人，以宣示大明帝国的天威浩荡。到后期甚至奉行长期的禁海政策，闭关自守。在这个阶段，政府控制一部分财富，其他的就交给市场，有时候政府多一点，有时候政府少一点，政府太多了可能影响到生产力发展，就要退一点；但退太多了也会影响生产力发展，那政府就会进一点，整个社会经济就在政府和市场的进退之间，来实现资源的配置。

　　但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我们既不能保留“分配制”也不可能走到“分赃制”，而要在新的层面上实现“分享制”，也就是说政府要超脱于市场之上，把更多的资源要素让市场来配置，政府通过一些外源信息来调整市场，使其不出现大的“熵增”以至于最后热聚、坏死就行了。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看，很多财富不是物质的，而是非物质的，因此传统经济学和资源的“稀缺性”被打破了，这意味着财富的蛋糕可能是无限大，因为心理需求可能是无限大的，从而虚拟价值也是无限大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实行政府与市场的“分享制”，共同实现市场之中物化资源和非物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中央决定精简政府审批，放开行业准入通道，推动形成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体系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互为外源信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能够实现“容介态”进化发展。

　　记者：您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对于私有制与公有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系与作用，如何用您的理论来解读？

　　林左鸣：按照“容介态”理论，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是一定能够实现“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是否定或排斥任何一方。历史上，我们大搞人民公社的时候，曾经实行过彻底的公有制，结果造成大灾荒，电影《周总理的四个昼夜》表现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搞大集体、吃大锅饭，居家吃饭过日子，都要在公共食堂里解决，最后弄得民不聊生，连树叶几乎都被吃光了。

　　当然，彻底的私有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在封建社会时代，铁、盐等重要资源都实行官办。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彻底的私有化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将导致社会大混乱，甚至国家战乱、诸侯割据。因此，我国在新形势下的改革，既不能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消灭所有的私有制，也不能完全消除公有制，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而要遵循“容介态”的原理，公私兼具、共存发展。

　　实际上，作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本身就可以实现“容介态”，通过互为外源信息源，实现互动发展。当前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还没到位，政企分开尚未完全实现，使得一些国有企业变成“二政府”，他们一方面要承担企业的责任，接受经营业绩考核；另一方面要承担“二政府”职能，承担很多不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甚至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被要求“党政机关化”，企业员工的言行也要“公务员化”，这其中有些是合理的，如坚持党的领导、廉洁自律等，但也有不少是不利于企业真正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的。为此，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也感到很苦恼。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在竞争当中已经出现了和民营企业不公平的问题。比如企业经营者的薪酬问题，一直受到社会上的压力，认为国有企业就等同于政府，所以薪酬不应该与市场接轨，结果降低了国有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因为商业有商业的规矩，市场有市场的准则，完全按党政机关的要求来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不一定合理，不利于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我认为这也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我国民企在管理上一般奉行“强人”路线，而国企在管理上则大多实行“精英”路线。民企的创始人一般都很“强势”，当然也能够引领企业发展，但是当创始人退休离任后，往往面临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接班人问题。而国企实行“精英”路线，通过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来经营，更容易使员工有归宿感和实现自身价值。因此，国有企业也更加具有基业长青的基础。以我们中航工业为例，我们通过设立个专业领域、各层级的技术专家，评选“中青年优秀领军人才”，推出“每周一星”等形式，来突出在各个层面的精英人才，并在社会媒体上进行广泛宣传，以提高整个团队的影响力。

　　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我们往往只认识其老板一个人，并不了解团队中的精英人才。实际上，如果国有企业在管理中出现“强人”路线，往往会出现腐败，这已被很多企业的运营实践所证实。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提倡人本经济就要更加尊重人的自我发展，国企的“精英”路线也许更有生命力和活力，因为这种管理方式，使得更多的人能在企业发展中更好地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再加上国企内部分配更加透明性，将吸引更多的精英人士加盟国企，使得国企能够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证明西方传统经济学出现了问题，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如果还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推动和评判改革，是一定会犯错误的。

　　记者：很多人从传统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我国的改革方向是实现国企的完全私有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左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归根到底还是经济理论出了问题，但有些人还是死死抱着传统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今天的改革走势，是一定要犯错误的。当今时代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财富不仅有物质的还有非物质的，不仅有硬的财富还有软的财富。历史已经证明，如果财富是以物质的或硬的为主，那么搞计划经济也有可能实现短暂成功，用“看得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也可能达到有效配置。

　　但是在以心理需求和虚拟价值为主的经济体系里，财富主要体现为非物质的或软的，这个时候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必须让市场去充分发挥自组织功能。所以，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只有市场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这种经济体系中，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等同于政府、把国有企业当作政府的附属，不管其出发点是要瓦解还是要维护国有企业，都是错误的。国有企业也是企业的一种形式，必须在市场机制下平等的参与竞争。

　　记者：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您的这些思考与研究，为我们理解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公有制与私有制等这些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相信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也能产生积极的作用。